和尚桥公社等“五风”严重,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将这些公社列为调查重点,并以此作为狠刹全县“五风”的突破口。

要整风,就得以实事当靶子。村村寨寨,留下了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足迹。

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发现:几年来,和尚桥公社占用和扒毁民房6170间,刮走各种农具、家具等5995件。公社办了个万头猪场,从各大队调了350头猪。盖猪圈的任务,也分到了各大队。并要求一天一夜建成。大队没有材料,就扒群众的房子。段桥公社占用社员70余间房屋、16户社员宅基,建了两个大院。除办公室以外,书记、委员、社长还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宿舍。群众,却无家可归。古桥公社用了3天3夜,把白庄大队李庄村的320间房子全都给扒光了。群众气愤地说:“扒了民房盖猪窝,行善没有作恶多。”

——干部对生产瞎指挥,什么都要“一律化”、“规格化”、大兵团化。说是玉米能增产,就不准群众种高粱;说是密植能增长,种麦都得用五条腿的耧。事事都要大协作,什么都要统一行动。1959年,为了种麦,县委规定统一时间:“点炮为令”,一齐扎耧。为了统一种麦,有11702亩晚秋作物不熟就收了。1960年,为了种麦,干部命令群众一个晚上把烟叶全都打完。烟叶不熟,又没能力炕,大部分都沤坏了。

——讲形式,搞浮夸。锄地锄地头,上粪上路边;年年反瞒产,季季“整产量”,群众吃了“空头粮”。1960年闹起春荒:全县71个公共食堂断粮停伙,占总数的35%。

——文件滥发,许多县、社的领导被淹没在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汪洋里。1961年4月份,县级各部门下达正式文件68份、18万字,下达表格24478个项目,电话会开了17次。同期,县级各部门接到上级电话会28次,共计45个小时。公社党委同样靠发文件、下指标、开电话会布置工作。公社党委办公室有4个干部,整天填表。一张抗旱浇麦表,就有480个项目。一些文件是县委办公室干部起草而转发全县的,公社党委竟然不知道。上头一根针,下头万条线。大队干部应付不过来这些,群众生活很少过问。

让习仲勋吃惊的是:和尚桥公社管理委员会从1960年3月选举后,竟没有开过一次会,以至于究竟谁是委员,查都查不清楚。

让习仲勋忧虑的是:中央工作组提出问题和群众商量时,经常遇到的回答是:“看上面咋规定”、“上面叫咋着就咋着”。面对这种黑色幽默,有的干部反而认为这是群众觉悟高,“听党的话”。开群众会,干部上去讲个把钟头,群众齐声高呼:“保证完成任务。”于是,会议结束。

和尚桥人民公社是“五风”重灾区,习仲勋决定以点带面,前往该社开展整社整风。他提议由中央、地区、县一起成立5人小组,就干部作风问题进行整顿。

1961年5月11日,习仲勋向中央和邓小平呈报了《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等。

“五风”虽然“刹了车”,局势迅速得以好转。但是,问题仍然成堆。退赔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中央工作组深入各村全面调查,实实在在掌握了第一手真实材料:每个大队、生产队、社员在“一平二调”、“共产风”中被调走了多少土地、牲畜、家具等,都一清二楚。

中央工作组1961年4月30日形成的《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记录了习仲勋的态度:“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满足群众的要求,用上压下挤的方法,彻底进行退赔,有一间退一间。机关、公社和社办企业,退赔后可搬到庙宇、祠堂、烟炕去办公。大队和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室占用的民房,如确实不能退赔,要与群众商量,签订租赁合同,按时付给租金。扒毁群众的房屋,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帮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实物顶替,三是合理折价付款,群众自己修建。”

群众反映说:公家根本不想退赔群众的财产。而县级机关向县委打的报告却说:对群众的“退赔”,已经完成了92.2%。

于是,中央工作组到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做了退赔专项调查。发现:上级平调社员物资,退赔作价仅有实物的四成。有些机关从多方面刁难群众,借口查实对证要“声喊声应”,找不到证人不算数。社员气愤地说:公家黑夜搬家拿社员的东西,黑夜伐树,社员被迫迁村、关门、锁户,人不在,东西就被单位拿走了。拿的时候不跟社员说,往哪里找证人。如此一来,一些“平调”群众的东西有物无主,机关也就继续占用。

面对重重阻力,习仲勋甚至亲自上阵,帮助农民找东西。

《王庄村志》等记载:1961年4月17日至19日,为寻找“五鬼分尸”的家具、用具等,习仲勋安排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带领王庄村群众先后到了县委、县政府、财贸委、公检法机关大院和县委招待所等,找回了该村原来的办公桌椅、其他农户丢失的许多家具物品。王老太家的水缸被县中学占用,她去学校要了好几次,都被学校负责人以王老太没有借据为借口,不予退还。习仲勋亲自去学校交涉,学校这才退还了水缸。王庄村民冯根成、张明申、张富贵、张申妮、张小明、张清林、陈根、桑彦彬、王国记等9户人家,房屋被扒无处住。习仲勋指示中央工作组立即将他们安置到县服务公司和碗厂的公房居住。

桥南村被“割耳朵”,一分为四,被迫迁到外村。村民的房子都被扒了。为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县里决定将县办机械厂的房屋赔给群众。而厂里却把门给拆了,一遇刮风下雨,苦不堪言。习仲勋得知后,质问县里的干部:“这样叫群众如何去住?对维护群众利益的事不能不管,必须抓到底。”

5月2日下午,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严肃地指出:机关随便圈地、占地、占房,都退赔得很差。群众没房住,就是天大的事。占地占房,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并以实物为主。群众的东西必须退还给群众。不这样做,就是退赔不彻底。退赔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众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面对机关不退实物,一间房子只作价十二三块钱、瓦房作价20块的情况,习仲勋很是气愤。他对县领导干部们说:一间瓦房才赔给20元,连买砖瓦钱都不够,房子是盖不起来的。所付的退赔款,一定要能买同样的东西。否则,就不合理。

第四章/长葛担当

一、“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

悲悯苍生,剑胆琴心,习仲勋秉笔直言,长葛调查让毛主席、党中央清楚了当时中国乡村的真实情形。 

时常陪同习仲勋走村串户调研的刘水柱说:习仲勋与干部们谈话强调最多的是“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一定要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任何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

1961年5月2日,长葛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是扭转长葛局势的一次大会,也是走群众路线活动的一次教育大会,更是改变长葛百姓命运的一次务实大会。

会上,习仲勋作了长篇发言。他的讲话,“干货”十足,情真意切。

在一点儿成绩面前,长葛县委前任领导滋长了骄傲情绪。脑袋发热,铺摊子,摆阔气。放着老县城不用,兴建起新县城。新县城仿照北京长安街设计,还有一座像人民大会堂那样的礼堂。县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分列在宽阔的马路两旁。不但占用大量耕地,还动用民兵武装强制百姓拆迁。

对此,习仲勋在会上予以严厉批评:“长葛县的条件好得很,旧县城很多房屋可以住。难道非盖这么大一片不可?”“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不修楼房,不盖大礼堂,就不能实现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没有这一条,思想就成问题。要整风。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任何党员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疾苦。大办机关,大盖楼房的做法是不对的……沿途还看见修的猪圈比群众住的房子还好,群众称之为‘猪宫’。拆人房,盖‘猪宫’,那像什么话。”

为让广大干部牢记教训,习仲勋提议:“长葛县要把所犯的‘五风’错误编印成册,保存起来,每年拿出两次在干部会上打个招呼,引起同志们的注意。各公社也应该照样办,都要牢牢记下,不能忘了。忘记了,又会重蹈覆辙。”

面对实事求是的批评,长葛某些干部坐不住了。他们甚至开始“还击”,《习仲勋传》记录了这类人的某些“风凉话”——

长葛县的干部是见过世面的。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多数都来过,中央部长级干部来过的不少,甚至有好几个国家元首都来参观过。别把我们长葛的工作说得那么坏。过去,冶金部部长高扬文把我们的小高炉大炼钢铁说得一无是处,后来我们搜集了他的言行,向中央打了报告,结果把他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当这些议论传到习仲勋那里后,他理直气壮地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这也是实事求是。他们做错了事,难道还要表扬他们?这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诬陷,根本不要理!

习仲勋坚持真理,直言不讳,心系人民群众的品格,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赞赏。

习仲勋情真意切地要广大干部坚持走群众路线不动摇,要“树立一个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认真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习仲勋还强调:“今后办事没有可靠根据的不要干,不要随便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必须切实反映群众要求,切实反映客观实际,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要看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将来有何结果,群众有何反映,问题如何解决,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过调查研究。”

习仲勋告诫广大干部:要切实给群众办事,认真解决群众的切身困难。各级党委和每个党员,都要“及时地听取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和群众通气息,共呼吸,同命运。我们的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这样才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子”。“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特别是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

1961年5月12日,习仲勋在和尚桥公社党委会议上,再次要求干部们走群众路线:“必须搞好集体领导,把集体领导搞起来,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就很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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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N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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